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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走遍中国系列较少涉及安徽,除了分享过徽州的故事。今天,坐观君想从地缘角度给大家分享安徽的故事。文章聚焦的就是题目中的两个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作者:温骏轩
来源:地缘看世界(ID:diyuankansh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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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为什么会成为安徽的省会?如果按照历史顺序来看的话,最起码要到清朝才会涉及到这个话题(年以前,合肥还只是个只有数万人的小县城)。另外,如果想要解读安徽,就必须将之和江苏放在一起观察。事实上这两个省份,在清康熙以前,它们是作为一个省份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的,这个省就是“江南省”。而在明朝,它的名字叫作“直隶”,也就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之意。在永乐皇帝将京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后,直隶之名也随之给了河北。但南京实际上还是有都城的性质,因此拱卫南京的这个省份仍然保留了“直隶”的称号,只是需要在前面加个“南”字,以示区别。
关于江南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地理结构。应该说江南省的地理条件是非常好的,这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水”多,四条独流入海的“渎”有两条经过这个富庶的省份。长江、淮河不仅为江南省提供了充盈的淡水,还使得它80%的土地都为冲积平原。这些平原大部分为肥沃的耕地,在养活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之后,更成为帝国的粮仓。
对于农民来说,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那些沿海的土地,由于成陆时间不久,尚不能用来耕种。不过上帝在对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一定会为你再打开一扇窗的。早在吴越春秋之前,人们就已经发现,这扇窗反而比门要大的多。那些沿海的沙地固然不能用来耕种,但用来晒盐却是再好不过了。这种人类所需的最为重要的矿物质,后面所隐含的经济利益是十分惊人的,以至于直到今天,政治家还在为是否应该解除他的专卖而思虑再三。
“水”不仅为江南省带来了粮食和食盐,还为其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在古典时期,陆地运输的能力非常有限,水路交通无论在运输量和运输的效率上都最佳的选择。这种情况即使在技术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的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长江、淮河以及沿海的
航道,足以让江南省尽得水利之便。不过对于古人来说,海路所面临的风险更为不可控,一场台风足以破灭你所有的希望。吴越之人所造的楼船能够在江河之中顺利穿行,但在海面去经常面临灭顶之灾。这些都促使古人在陆上寻求一条南北向的河流,以沟通南北的物流。关于江南省的那条沟通南北的重要河流——“京杭大运河”相信是无人不知的,不过最先开始这项伟大工程的却并非是隋炀帝。等于我们解读完江南省的背景之后,回到春秋的时空,就会清楚谁应该享有运河的知识产权。
长江、淮河、运河、海路,两纵两横的水上交通线,使得江南省尽得地利。这种优势在古典时期后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东移之后更是显露无疑。帝国有1/3的税赋出自这个省份(清初数据),而由于人民的生活相对富足,也有更多的人可以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接受教育,因此也成为才子之乡,在上榜的进士中能够占到将近一半的比例。这样一块“才”“财”兼备的土地,无疑是极受帝国统治者的 现在让我们谈谈合肥的问题。
关于合肥,我个人年幼时最初的印象来自于两件事:首先是一个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谜面与“两个胖子”有关的谜语;二则是小学地理老师的一次授课。当时他在讲解中国省会的位置,其中特别提到省会城市一般都在大江大河边上,因为在古时候能够运输大量的物资,然后他顿了一下说到合肥是个例外。也许他当时也不是很清楚合肥为什么能够成为省会,因此补充到,据考证,合肥在古时候也是有大江大河经过的,至于是哪条江河就没说了。当时留下的印象极深,以至今日仍然历历在目。
关于将城市建在江河之滨,除却得到淡水资源以外,能得交通之便的确算得上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了。对于安徽省来说,长江和淮河都是可能的选项。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首次展开同一级别的竞争之时(春秋战国),楚国人就曾经将他们的都城东迁至淮河南岸(郢都,今淮南寿县)。而三国时期的袁术也曾在此称帝(寿春)。至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安庆在安徽建省之初就成为省会的所在,其扼守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战略地位也为历代皇朝所重视。
鉴于淮河在近代的地缘作用极速下降,特别是被黄河夺取了出海口之后。因此将安徽的省会设定在长江沿岸似乎是最被合理的选择。事实上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会即使因为地理条件所限不能临江而建,也有足够宽阔的水路也长江相连。换而言之,能够多大程度利用长江之力,是能够成为一省政治经济中心的重要筹码。而恰恰是在这点上,合肥并未能争取到足够的分数。
如果说古典时期江河能够提供给城市的是门交通之便的话,那么在工业时代,铁路的修建极大的提升了陆地交通的运输量。这使得陆地运输线的重要性有机会超越内河航道,而随之而来的地缘改变则是铁路沿线兴建了大批新兴城市。而那些能够处在两条铁路线交汇之处的城市,无疑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源脱颖而出,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够成为一省新的政治经济中心(郑州和哈尔滨就是典型案例)。参照这一类案例,合肥也许是因为铁路之便而从江、淮城市的包夹之中突围,一跃成为安徽的省会。只可惜在查看了铁路网之后,我们会发现铁路并不是合肥的强项。那些地方铁路并非是促进合肥成为行政中心的源动力,反而应当是合肥成为中心城市之后而带来的经济效应。
如果交通不能成为合肥成为安徽省会的地理优势,那么也许它那处在安徽地理中心的位置是选择合肥的唯一理由了。这样做似乎也能够让合肥成为江淮之间的平衡者。问题是这是真正的原因吗?
从历史的角度看,合肥本身也并非没有战略价值。由于合肥的东南方向即为“江淮丘陵”,而合肥则是江东地区的这个外围缓冲区的第一线。不过江淮丘陵本身的密度并不足以构筑强大的防线,因此如果北方来敌突破淮河防线之后,江淮丘陵的作用更多的是用来迟滞敌人的行进速度,以为江东地区可能的反击获取时间。从这个角度看,合肥的战略作用其实也不算特别重要。
合肥的防御力不足,在国共内战中也有所体现。当国军退守长江以南之后,突破了淮河防线解放军将合肥作为了南下的前进基地,并将之暂定为安徽的行政中心(皖北行署),以管理已经解放的皖北地区。先入为主的想法,被认为是合肥有可能最终成为整个安徽行政中心的重要原因。 不过审视一下年以后的军事形势,也许我们就能够理解合肥被确定为中心城市的原因所在了。所谓成也长江,败也长江。长江沿岸城市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这条能够沟通东海的大江。而安徽境内的沿江城市之所以退出了省会城市的竞争,也是因为长江。这主要是因为新兴的共和国尽管自认为在陆地上可以无敌于天下,但在水上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换句话说,那些被历代王朝所依重的江岸城市,这时却很有可能被最先突破。由于长江沿岸各省的中心城市都与长江沟通,因此理论上东南之敌在获得足够的支持之后可以溯江而上,将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一网打尽。而安徽的地理位置,则是敌方突破长江防线,向北突入中原的首选地区。因此将政治中心依惯例放置在这段南北走向的江面两侧,就好像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样危险。
在这种军事战略的影响之下,在江淮丘陵的西北侧,选择合肥作为政治中心,以在长江防线从东南方向失守之后,依托江淮丘陵逐级抵抗,将反攻之敌胶着在江淮丘陵,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在陆地上的优势。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将政治中心设置在淮河沿线似乎也是一种选择。只不是如果你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防守者的话,在机械化的攻势面前,淮河与江淮丘陵之间的大片平原会将胜利的天平向对方倾斜。因此在江淮丘陵的边缘,或者说把宝压在江淮丘陵和丘陵之间的那些湖泽之上,是更为安全的选择。最低限度也能为中原地区争取更多的时间。
客观的说,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在同一起跑线上合肥应当没有理由竞争过长江沿岸城市。纵观安徽的地理结构,处在江东,能够更好对接长三角的芜湖应当更具有区位优势。这并非是说芜湖一定会成为安徽新的行政中心,只是根据它的地缘位置有可能使其在安徽一枝独秀。
经济上的发达与否很多时候并非是成为政治中心的基础。对于政治家来说,军事战略往往是他们选择政治中心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毕竟对于政治家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也造成了很多“双城”现象,即很多国家或地区都会逐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加一个经济中心。比如美国的华盛顿与纽约;中国的北京与上海;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山东的济南和青岛;辽宁的沈阳和大连。。。。。。只不过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即由于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使得政治中心的吸附力过于强大,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或者说行政中心更能够利用行政权力获得额外的地缘优势(比如以自己为中心,构筑交通网)。因此在地理条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依据政治优势获得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重庆之所以要从四川分离出来,合肥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数万人的小城,发展成为安徽的经济龙头,都是有着这样的地缘背景。
结语
安徽的情况就大致分析到此了。对于安徽来说,长江是它下一步发展的地缘资本。如果从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比另一个长江省份——江西更具有优势。这两个省份的沿江地区在历史上共同享有“吴头楚尾”称号,如果再要细分的话,安徽的长江两岸归为“吴头”,江西的北部归为“楚尾”似乎更为准确。这也是目前皖江经济带在大长三角地区的声势日隆,而江西仍然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游移不定地缘原因(如果两湖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话,江西与它们组团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合肥的省会设定是否是一个错误,在安徽省内一直是有所议论的。不过从结果来看,这种设定对于消除地区差有一定好处,最起码安徽的地区矛盾或者说地区的经济差不象江苏那样尖锐。只不过这种平衡在过往并没有起来共同富裕的效果(和中国前30年的情况很类似),也许在今后安徽出现几个经济发达城市之后,合肥的平衡作用才能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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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的故事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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