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气象观测站点的时空布局，既关涉观测结果，又与设站地区的环境治理、社会发展等相关。江淮地区作为全国气象观测网络的一部分，一方面，受到东亚季风的影响，年度降水差异较大，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河流易道、泥沙淤积等严峻的地理形势，使导淮工程成为民国时期该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当局迫切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展系统的科学观测。目前，民国时期江淮地区不同类型气象站点的统计资料主要藏于安徽省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另有部分散见于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报刊中。
北洋政府时期(—)—年，江淮地区共设观测站点99处，其中绝大部分位于淮河下游地区，并以环洪泽湖为主，沂沭泗水系次之;淮河中游地区的分布较为零星，而长江下游则几乎没有站点。
民国之初，受黄河南泛遗患影响，淮河下游洪灾严重，中央特派张謇为导淮督办，年与美国红十字会商定借款草约，共借两千万美金用于导淮。该年6月，美国红十字会派遣工程团来华考察，其中一项工作即为“测量与浚导有关之水道，……并测运河以西之湖，由此经洪泽湖上溯淮河”。
同时，张謇提议“凡汇入海之沂、泗，俱形壅滞，卒至沭与沂亦交互为患，……建议导淮以测量为前提”。测量工作持续了8年，重点区域在环洪泽湖和沂沭泗水系，推动了该地区气象观测站的建立。其间先后建立了雨量站14处、水文站15处、水位站10处，设站总数明显多于其他区域。
年，水文测量计划基本告竣，“调查江苏、江北及安徽、河南等淮河经过区域，现已查竣返沪，所带回各种图表，均极详尽”。可见，这一时期的气象站建设，因淮河治理而开展，站点的空间分布亦因治理重点区域的分布所在而具有不均衡性;各站点观测所得的气象、水文测量资料，由于其目的是服务于水道治理，故其记录不甚系统。
彼时的导淮文献也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惟设站地点，未能在全境平均分布，且其作业或进或止，作辍不恒，故所集资料，不能作有系统之研究”。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气象观测站的建设目的，除服务导淮外，更多地向公共设施功能转型。
该阶段是江淮气象观测站的快速发展期。统计了—年间江淮地区新设立的气象观测站共计处，占统计总量的56%。该时期站点数量增加，主要集中在淮河中游地区，“经拟具水文测验计划，积极推进，分设雨量、水位、水文三种测站，长期观测……遍布淮域干支各河”。
此外，长江下游站点亦有大量增加，皖南/巢湖水系从此前仅有的1处雨量站，发展到此时的29处。“以省境之辽阔，河流之众多，站数尚嫌不足，……中央得知工程艰巨之情状及需要之迫切，将思所以掖进之也”。
由此而知，南京国民政府对江淮地区气象站建设相当重视。以测候所为例，年，江淮地区的测候所最先在江苏发展，南京设北极阁气象台，开展气象观测和研究工作;年，在江苏省建设厅气象室设省会测候所，统筹全省测候工作。
及至年，江苏省内已设有头等测候所1处、二等测候所9处、三等测候所8处、四等测候所42处。不过，从政府档案记载看，所谓的四等测候所，实际上由各县政府代办的雨量站构成，并非独立的观测机构。
江苏测候网络的建设，也带动了江淮中西部测候所的发展。年，竺可桢致函安徽建设厅:“安庆扼长江中枢，为气象测候冲要之地，……俾得早日成立测候所，裨益气象，前途何可限量”。在竺先生的倡导下，皖省计划将“各县雨量站之设备，加以扩充，使成为四等测候所”。
年，皖省在安庆成立了该省首个测候所，并在设施建设、设备配置、人员配备、经费筹措等方面，从江苏测候所建设中汲取了诸多经验，惟因后来全面抗战爆发，江淮地区沦陷，刚成立的安庆测候所工作尚未进入正轨，即被紧急转迁至立煌(今安徽金寨县内)。
这一时期的站点建设，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其一，气象观测的分工进一步明确。以降雨量为例，民国初年的记载，多依托于水文站一并测量;年，建设委员会拟定水政计划大纲，要求在全国普遍设立雨量站，各地遵照大纲，“一律遍设，记载一切，以备救济水灾之需”。
该时期新增雨量站，淮河下游24处、中游21处，长江下游27处，地域分布比较均衡;到了年，全国雨量站已经达到了处，其中江淮地区有72处。同时，水位站也开始大量增设，以弥补水文站数量之不足，“淮河支流水位站之设置，切为殊要”，到了年，江淮地区水位站达到处。
雨量站和水位站分别增设，体现了二者的职能分工日趋明确，所负责的观测项目也开始各有侧重。其二，明确了气象数据的轻重主次，制定了统一的测量形制，并开始持续观测。“规划水利事业，首在知流域内之水文，而水文测量中，尤以雨量及水位之观测最为重要”。
该时期的气象观测计划把雨量和水位作为最重要的测量指标，雨量站、水位站因此被置于重点建设的地位。其中，雨量站制定了统一的测量标准，配备标准雨量器，统一记载形制，“附发雨量气候记载表、雨量测验器说明书、气候测验法、雨量测验器图各一份”，要求各地“遵照办理”，确保测量结果的统一、客观。
同时，强调了气象数据的价值在于持续的观测，“良以二者俱需经悠久之岁月，始有价值”。其三，气象观测开始凸显预测水旱灾害的功能，实行天气预报制度，并开展了气象预测的理论研究。
年，安徽省借鉴江苏测候所经验，通过无线电台进行天气报告，“由本省省政府无线电台，将每日观测结果开始通电报告”。天气预报实践也推动了气象预报的理论研究。“先期预测水文是绝不可少的要政，……短期的预测多注重直接影响水文升降的物理因子，……长期预测则多用统计的方法，求出各站水文先后关系”。
时任中国气象学会理事的涂长望提出了如“以季风活动为中心的水文预测法”等理论，气象观测提升到学术研究的深度。以上几点表明，该时期江淮地区气象站快速发展，各方面不断完善。
从站点分布的空间聚集情形看，一则数量较其他时期为多，二则分布更加集中，形成了淮河干流—洪泽湖—里运河和长江—太湖为主的两条气象观测带，奠定了以沿河湖为分布重心的空间格局。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全面侵华，江淮气象观测事业受到重创。反映了战时的气象站点分布状况:淮河流域仅存的站点主要分布于中游的洪河口至寿县一带，江苏的站点几遭全部撤销。
“自淮域流入战区，各站工作，不易进行，仍择要保留水位站二十处，雨量站十五处”。虽然表面上就数量而言，抗战时依然进行观测的站点仍有数十处，但事实上，这些站点几乎没有坚持下去，不少站点因“不能工作而自行停顿”。
加之战争时期物价飞涨，原本构建全国测候网络的计划被迫搁置。据统计，—年间，江淮地区因战停止作业的气象观测站多至处。导淮委员会在工作概述中也表达了战时气象观测的艰难，“敌寇入侵，淮域沦陷，导淮工程，全部停顿”。
长江中下游凡受战事影响者，均先后停测，进而改为在上游增设观测站，“以充实后方之水利资料”。战争还给观测数据的报送造成了巨大困难，“惟以邮途阻滞，各站记载报告，均不能按期寄到”。
总之，抗战时期江淮地区的气象站遭大量撤销、扩建计划中断、数据寄送困难等各种窘境。抗日战争结束后，被迫撤销的气象站陆续恢复。淮河中下游地区大部分的站点重新施测，约2/3的站点得到恢复。而长江下游一带则形成了以长江口/太湖水系为重点的监测区域，空间布局更趋广泛。
此间皖省气象恢复工作重点在新设站点、观测场地等硬件配置上，对于之前未设雨量站的县份，“三十六年()度内拟一律予以设置”。而水位站在“复员后因限于经费，仅于江淮流域设置简陋之水位站15所”，后又“遵照中央规定，拟定设置水文站及水位站计划草案”。
成立于年的安徽省会气象测候所，于年冬随省府迁至合肥，随而有了正式的观测场地，并开展系统的数据记录。而江苏的气象观测恢复更多地在人员管理、机构调整层面上开展。年，江苏运河复堤工程局“奉令恢复运河区水文、水位站，并由局所管辖督导，……均已派员筹设成立”。
同时，苏省水利机构也进行了重新调整，设江南、淮南、淮北三工程处，负责包括气象观测在内的水利工程建设，机构细化和明确分工也促使苏省观测站点得以有效恢复。整体来看，—年的江淮气象观测站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从站点数量和空间聚集角度而言，并未达到—年间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