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爆发往往是没有征兆的，没有人能够提前预测，爆发于明朝末年的鼠疫就是这样。

鼠疫有多可怕？时至今日，我国39种法定传染病中排首位的，仍然是它。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们仍会不时听说西北部地区有人感染鼠疫。

而那一年爆发的鼠疫大流行，也正是从西北而起。

崇祯十四年的一个午后，在西北连续数年干旱的草原上，一只跳蚤刚在一只感染了鼠疫的老鼠身上吸饱血，它来不及享受饱餐后的愉悦，鼠疫杆菌就开始它的消化道里滋生堵塞，它开始变得躁动不安，不断地跳来跳去，到不同的老鼠身上不停地噬咬。

鼠疫杆菌就这样开始在老鼠之间迅速传播开来，被感染的老鼠内脏开始溃烂出血，身体高热难忍，开始拼命地找水喝。

于是在西北干旱的草原上，成群结队的老鼠大军集体出动，向有水源的地方奔逃，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老鼠被感染，加入到寻找水源的队伍中，于是鼠群滚雪球般迅速壮大。

崇祯年间的西北地区连年大旱，水源稀少，于是老鼠大军继续南移，向水源更丰富的南方进发。

崇祯十四年夏天，中原地区的人们惊讶地发现，漫山遍野成群结队的老鼠，互相衔着对方的尾巴渡过江河险阻，一路往河南、安徽、河北一带扩散。

于是鼠疫，也一路从西北往中原数省传播开去。

据史书记载，“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就是现在的合肥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当时的人们把鼠疫称作“疙瘩病”，“疙瘩”是对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前者死亡率达50%-90%，而后者死亡率几乎高达%。明朝末年的鼠疫死亡率如此之高，说明“肺鼠疫”必然已广为流行。

当时的鼠疫从发病到死亡，时间非常短促，短促到令人难以置信，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就记载了这样几件因感染鼠疫而急促死亡的案例：

“官员曹良直家里来了客人，与客人对坐饮茶，刚端起茶杯弯下身子请客人喝茶，还没起身，就死在当场。”

“又有两个人骑马，一前一后，边走边聊。后面的人问了一句话，前面的人却不再答话了，走近看时，才发现前面的人已经死了，尸体仍端坐在马上，手里扬起的马鞭还兀自垂着。”

“更有一富户，全家感染鼠疫，满门死绝。有两个小偷趁机进来偷东西，一个小偷入室打包财物，一个趴在屋檐上，俯身朝下接取包裹。两个人分工合作，屋檐上已然堆满了，屋檐下还有许多堆积。檐下的小偷又托起一个包裹，屋檐上的小偷正把接住的包裹向上提拽，两人突然都死了，手里各拿着包裹，包裹也没有落地。”

鼠疫之酷烈如此！

蔓延的鼠疫又给了气数将尽的大明王朝重重一击，疫情传到北京后，造成约20万北京人殒命，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1/5到1/4。在这样的情况下，驻守京师的明朝军队自然无法幸免。李自成进攻北京时，北京的守城部队已经被鼠疫摧毁了战斗力，守城的士兵“鸠形鹄面，充数而已”，全都躺在城墙上动都不动，长官拿鞭子抽打，“打起一人，则另一人又卧倒”。李自成做梦也没有想到，可以这么轻易拿下北京城。

鼠疫的消失也是没有征兆的，或许是寒冬来临，纷纷大雪，将老鼠都冻死了，人口也大量锐减，导致人口稀少，疫情不再传播；又或许，疫情的爆发和消失尚还有我们人类未探究明白的深层次原因。

但这场疫情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它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也留下了无数的人间惨剧。